最简单的道理就在于不能用因为有人养不起猪就限制其他人养第二、第三头猪；不能因为有人还买不起私家车就不允许其他人拥有第二、第三辆车；社会主义不能因还有人贫穷就让所有人都贫穷，进而退回到改革之前的平均主义上去。

有人说居住是个“人权”问题，吃猪肉同样是个“人权”问题，有人说第二套住房多占用来土地资源，第二辆汽车同样占用着钢铁资源与燃料资源。任何非平均的消费都必然会占用更多的资源。难道可以用平均资源占用为理由而只能实现平均消费吗？

居住是人权的一部分，但讨论问题应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要分清楚大家在争论什么！

大约争论的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人权问题——即中国的住房政策；一类是交易价格与数量的问题——即中国的市场政策问题；一类是行业发展问题——即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三类政策常常被混为一谈，结果是不但未能将问题讨论清楚，反而出现了许多混乱的不和谐噪音。

一是住房政策

这是个长期政策、龙头政策，也影响着市场政策与产业政策。1998年之前的住房政策是福利的实物分配制度，此前从生产供给上逐步实行了市场化的生产方式， 但需求上仍坚持着计划经济为主的分配制，实质是一种全民保障的方式。但这种不要钱的福利分配方式并没有让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住房的条 件，反而是让各级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同时这种哪个单位有钱哪个单位受益，个人的就业与住房都吊在企业一棵树上的现象，让人才无法形成市场化流动，也必 然在分配中存在着大量的寻租与腐败。

1998年的住房制度货币化分配的改革即是在多种住房制度试点之后不成功的被迫，也是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突破。但当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掩盖之下，忽视了对低收入无房户群体的保障体系的建立，留下了十年的遗憾。

试图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保障性问题或无强制性约束的分层次解决住房的政策让公共产品严重的缺失。最终形成了住房制度的扭曲，让所有的社会矛盾集中转移于市场化和产业政策上了，也让所有行政调控的板子打在了房地产行业上了。

什么是中国的住房政策呢？目前尚没有立法（如住宅法）而是只有1998年的23号文件、2003年的18号文件和2007年的24号文件。

23号文件提出的是货币化分配，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的不同三种供给方式；18号通知提出的是高中收入、中等偏低收入与低收入的三种供给方式。这两者之间的补贴与保障程度、对象、人群分类略有差别。24号文件则重点是建立住房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府责任。

前两个文件中有明确的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的需求，但没有明确责任与资金保障，因此让保障性的廉租房成了一句空话，也让经济适用住房飞出了保障性的轨道，混入到了市场的行列之中，成了富人们财产性收入的工具和行政性寻租的工具。

24号文件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分工的责任。2008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政府与市场责任的划分与界定，再一次明确了中国的住房政策，即中高收 入家庭靠市场（商品房）、低收入家庭靠政府（廉租房）、中间层介于两者之间，上端政府帮助进市场，下端政府帮助进保障（分别为限价房与经济适用住房）。

24号文件的出台实质是告诉社会与民众，住房人权保障的问题是政府的事，政府必须从资金、资源、产品、制度上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给以全面的保障，这与市场化无关，是政府的责任，做不好打政府的板子，用清楚的问责制与市场的管理分开。

换个角度看就是讨论市场政策时或产业政策时不应再将带有公共产品性质与人权有关的生存与保障问题，并与市场中的资源配置、利润、价格等混在一起，更不能让市场就人权保障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否则就又退回到社会主义大锅饭的老路上了。

而那些强调市场必须承担住房保障性义务与责任的舆论、行政政策无疑就成了和谐社会中的噪音，无疑就成了与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住房政策的分工和责任相冲突、 相对立的政策。尤其是政策将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从土地资源、资金信贷、生产方式、价格影响与投资总量、产品规格等都纳入到一个市场的笼子中进行 管理与干预，岂不是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也正因为这种政策管理中的荒谬，才有了市场非市场、保障非保障的混乱。在市场中保障，让市场承担保障的责任，商品房用地中加廉租房等非商品房产品，将政府责任推卸给市场，也因此有了社会将保障性住房的责任理所当然的放在开发商身上的错误，有了市场与保障责任不分的错误。

其实早在1995年的《房地产法》中就已对市场行为的房地产企业有了明确的论述，早就在土地性质、使用方式等多项中将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分为两类。政府行 为另类管理，市场行为依法管理。但自1998年房改货币化之后，那些原本享受非市场化管理的划拨土地的单位建设行为被缩减了，而这部分带有政府行为的内容 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变相进入了市场之中，于是房地产法就被行政调控政策架空了、被强奸了。许许多多按房地产法取得用地但却必须生产房地产法中没有法律保 护的产品的怪事出现了，也让房地产商可以在非房地产法管辖之中的划拨土地商经营和获利了。

市场经济是用法进行管理的，但中国涉及政府的事就常常不是用法而定，而是用文件来进行管理的。然而今天的中国法律却管不了政府，于是政府的文件可以超越法律或变更与解释法律，更可以将市场与政府的两个不同责任混为一谈。

很明显中国的住房政策在24号文件出台之后已有了基本的框架，但如何执行与落实却还在探索之中。问题不是出在住房政策上，而是出在政府用什么方式承担自己 的责任上。目前市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不是出在市场本身，而是出在政府并没有将市场当为市场，按市场管理的方式来建设市场，而只是把市场当成承担政府责任 的工具。于是住房是政治、房价是政治等等与市场原则根本无关或相背的口号都堂堂正正的出自政府官员之口并写到了政府的工作文件之中。更有甚者，则是要用社 会保障性住房的大量推出来降低市场商品房房价，将政府责任与市场责任完全颠倒了，也在干扰与破坏中国的住房政策和市场经济。

我们可以用分层次的交通体系来对比一下中国住房政策中的多层次消费问题。中国的交通分为航空、铁路、船运、机动车、非机动车、畜力、人力、步行等，每个层 次中又有高、中、低的不同消费层次。如飞机中的头等舱、公务舱、经济舱之分；船运中的舱座划分、火车中的软、硬卧和软、硬座之分；汽车中的空调、非空调、 卧铺与普座等等划分。这些划分恰恰是给不同低收入的群体进行消费选择的权利，同样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也是针对于消费者的不同选择。

高收入的家庭可以选择私人交通或公共交通中的高消费；中低收入家庭可以选择适于自己消费能力的交通方式，如市内的私人交通、航空中的中等消费、火车中的高消费等等；低收入家庭则更多选择公共交通中的带有政府补贴或较低的消费方式。

住房政策也同样。政府不能为低收入家庭都提供飞机交通，甚至不可能提供火车中的卧铺，不应享受政府补贴的家庭也同样不能都去享受头等舱与软卧，即使那些都 有能力去乘飞机旅行的消费者也并不都乘坐头等舱。这就如同住房分为保障性的公共产品（廉租房），半保障性的公共产品（经济适用住房），帮助性的半商品房 （两限房）以及商品房中的高、中、低档房。不同的消费群体可以选择不同的消费或保障，但绝不能将不同的消费群体放在一个水平上去对比。

如同中国的民航有三种舱位的不同价格，但什么时候中国的舆论、媒体、官方会用三种舱位的平均价格来衡量飞机的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吗？当经济舱机票打折时，能代表头等舱减价吗？

但为什么谈到房地产价格时，则舆论、媒体、官方却常常用平均房价来忽悠民众，又用平均收入来衡量房价呢？

难道交通可以分层次消费，住房就不应分层次消费吗？住房政策不就是要明确一个国家不同收入家庭的不同消费选择与供应方式吗？乘汽车消费的不一定能成火车、 乘火车的不一定能乘飞机、乘飞机的不一定都乘头等舱，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却在住房政策已有明确分工之后仍被混为一谈或用同一政策来混合管理范围与界限，岂 不是噪音吗？

即使是都选择商品房的消费者，也有头等舱与普通舱的消费之差，又何须用平均销售房价来对照消费能力呢？更不能用包括不进入市场消费的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去比市场中的商品价格，去空谈住房购买能力。

有些地区的统计数字常常将商品房、非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等）、限价房各种价格混在一起来谈平均房价就更为可笑了。这等于将飞机、火车、汽车、公交车、私 车的各种交通数据混合计算出交通均价一样荒唐可笑，并且丝毫没有市场指导意义，只能是地方政府推卸政府保障责任、鼓吹政府自身政绩的幌子。

如果中国的住房政策已明确了不同收入家庭的不同供应方式和消费途径，那么政府重在管好政府的事、市场重在发挥市场的作用，而绝不能错位的将政府责任掺入市场之中，并让市场承担社会责任与保障责任。最终既办不好市场的事，也办不好政府的事，政府只是在做了件推卸责任的事情。

二是房地产市场

什么是市场？经济学对市场的定义是市场（market）是买者与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经济学》第十八版，第23页）。

按经济学的理解，只有当商品的定价权在市场，并由投资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博弈，最终决定交易价格与数量。那么由政府决定了消费对象的廉租房不是市 场；政府拥有土地使用权并决定销售价格与消费对象的经济适用住房肯定也不是市场化的；政府用最高价者中标方式取得土地收益并严格限定市场销售价格与商品规 格，并限制性选择消费对象的“两限房”同样也不能算是市场化的。因为这些都不符合经济学对市场的最基本定义。如果硬将这些都装入市场的篮子里无非是对市场 和经济学的侮辱。

中国改革之前有许多票证式的商品，也有商品的交易，但却没有人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交易并非市场化的唯一标准。因为那些商品的价格、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都 是非市场化的。而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那些有交易特征的产品如果失去了市场的定义特征（无买者与卖者的定价权），同样不能认为是市场化的。而只能认 为是政府行为的非市场化的计划性产品。

就像中国政府定价的电、汽、柴油等产品，是非市场化的商品，是计划管理下的产品。一字之差却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性质差别。如果将这些产品非要列入市场经济的范畴之内，只能让市场失灵，得出市场无效的结论。

错并不在市场，而在非市场化因素的干扰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体系，败坏了市场经济的名声。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似乎是中国经济过热的罪首。但请问中国的统计数字中什么时间将市场化产品的投资单独公布过。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个所谓的房地产投资，但其中许多是非市场的部分，是社会保障的部分，那么笼统的谈房地产与房地产市场或房地产业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用于房地产建设投资中，有市场的部分、也有大量的非市场的部分。如北京近1亿平方米的开复工中真正属于完全商品房的建筑约只有一半略多。2003年实行对 房地产实行严格的调控措施的信息基础恰恰就建立在这两者严重不分的统计之中。实际自1998—2003年之间市场化商品房行为的竣工总量仅为11.8亿多 平方米（不含2.6亿平方米的开发商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而非市场化的部分高达18.8亿平方米。如加上开发商建设的2.6亿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大 约为2：1的比例关系。说明市场的总量很低，而非市场化的总量巨大，但所有的板子却都打在了开发商的市场行为上。真是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了。

恰恰是这种混乱的概念与统计让市场承担了非市场化因素的责任，却又不能用市场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的原因，也是许多的舆论与民众拼命的攻击市场、政府行政措施拼命的调控市场但却毫无效率 和作用的原因。错不在市场，却对市场进行调控，岂不是错上加错。最终打击了民众的消费信心，并最终只能让市场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真正属于市场的商品房每年的竣工量不到5亿平方米（包括大量的非住宅建筑），住宅商品房按户均算不到400万套，交易量不过2.5万亿元，又如何能让宏观经济产生这样大的拉动与影响呢？忽略了非市场化的巨大总量，而仅对市场部分打板子的行政措施又如何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呢？

这也就是自2003年以来连续多年让市场并不听从行政措施指挥的重要根源。

市场只面对高或中高收入的家庭，这是中央与国务院文件定的调子，也是中国住房政策的重要改革之一，所以才有了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前提。

市场除了承担中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与住房改善责任之外，并不承担社会保障问题即解决穷人（或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责任。市场尤其不是公共利益的再分配 工具。那么对完全市场的管理是否政府还有权去决定产品的规格与标准呢？政府又何苦要将市场的责任与保障性责任挂钩呢？市场有何苦要为中低收入家庭建造保障 性住房承担责任呢？

市场中的商品定位是根据市场的消费人群分类的。有建头等舱的、也有建公务舱的、自然也会有建经济舱的。就像有人专造飞机、有人造火车或汽车一样。但政府对 市场的管理与行政措施则是必须都要统一，至少70%的产品是统一化的小户型或普通商品房，真是让市场都自觉羞愧，买者与卖者的权利都被合并于政府的指令之 下了。

非市场化的部分在行政的指令之下不但没有逐步的缩小，反而在逐步的扩大，那么中国还要市场经济吗？什么时间房地产市场能不再被非市场化的因素所干扰、恢复 其市场的本来面目。冯仑先生说目前的市场无人喝彩，其实是因为政府在大大的压缩市场的份额，从土地资源、产品规格到金融政策都在大大的压缩市场的份额。因 此不是市场无人喝彩，而是从上到下都在为计划经济的倒退喝彩。

明确了中国的住房政策和市场的定位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是否拥有第二套住房既不是个资源占用的问题，也不是住房中的人权问题，更不是市场中的投机与投资问题， 而是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要不要递次消费的问题。非要强加在市场头上许多顶非市场因素的帽子，不过是给政府向计划经济倒退找一个能欺骗群众的好理由罢 了。其实政府完全没有必要把公共产品缺失而造成的社会矛盾推给市场，不如干干脆脆的重新退回到实物分配的全民保障制度上去算了，那时至少不用费心出台那么 多的行政调控措施，反而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房地产管理法》是为建立市场经济而出台的法律，法律中对房地产企业的性质做了明确的论述，这才有了市场中的经济主体的地位与责任。

请问房地产法中是否有房地产企业可以在国家划拨的土地上进行商品房开发的规定吗？有可以在划拨土地上建设与经营房屋并获利的规定吗？有房地产企业必须进行 廉租房或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定吗？有在依法出让的土地上必须生产两限房的法律规定吗？有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调整的规定吗？……

在依法行政的国家，企业对市场的预测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但如果政府可以不以法律为依据而任意的解释与用非法律的行政手段改变法律的规定、改变市场的预期，那么还有什么市场经济制度可言。

而央行和银监会的信贷管理的通知恰恰是仅仅针对于商业性房地产信贷，只严格的控制了市场的部分（包括个贷），而对非市场的部分大开方便之门，岂不知非商业性的投资与竣工比例原本就大大超过了商业性的部分，难道中国真的不要市场经济了，不要住房市场化了吗？

如果是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什么不优先压缩非市场化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对拉动消费的能力最差。尤其是为什么不先压缩楼堂馆所等非生活必须的公共产品 呢？为什么不先压缩与民众生活利益和市场无关的行政与事业性建设开支呢？单独对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实行严控大约恰恰在于根本就不知道或不了解市场所真正在房 地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与比重远远少于名义上的房地产投资，而只有市场的部分是民众可以自由进行消费选择的部分。

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大潮中，单独出台专门针对市场经营、开发、消费进行严控和打击的信贷文件，似乎是与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制度针锋相对的进行抵制与破坏，并不能给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带来任何益处。

三是中国的房地产业政策

中国政府的政策中明确了坚持市场经济，绝不走回头路，但实施又如何呢？2003年国务院文件中明确了房地产业的行业地位，“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支柱型产 业”，但这一产业却在出生之日就被残酷的打压与折磨、屡遭重拳出击，至今仍是老鼠过街，从官到民都人人喊打，让房地产行业成了被冤枉的丑小鸭。

请问中国的银监会、银行业除了对中国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房地产业实行了不公平、不公正的严控之外，还对其他的支柱型产业或非支柱型产业给以过同样的待遇吗？ 请问哪个国家的金融业有过对国家定位的支柱型产业给以最劣等公民的虐待吗？请问房地产是在减轻政府包起来的福利负担还是在减轻政府的压力？是改善了人们生 活还是破坏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促进了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还是破坏？是增加了国家税收与地租还是让国有的土地收益流失了？如果所有的事实都证明这个行业在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那么现行的拳打脚踢的限制与压抑的政策又有何道理呢？

让一个市场化的产业承担政府缺位而忽略的保障责任，本就是件荒唐的事，但却变成了一项产业政策。市场的需求本应由供求双方博弈决定，但政府的产业政策却连产品的规格都做出了硬性的审批规定，让所有的公司都在同质化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并让消费者失去了物质消费的选择权。

这样的产业政策不但无助于产业的发展，同时还在破坏着市场经济。如果产业政策不能让产业在市场中发展，不能让市场自主的淘汰与优化产业，那么这种产业政策又有什么用呢？

税收政策是调节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固定资产投资又是计划经济中的重点之重，因此在计划经济的土壤中改良的房地产行业从出生就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特色，也历次都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为调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1988年的停缓建不仅针对非商业性开发的楼堂馆所，也针对于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1993年的调控切断了房地产企业的上市等融资渠道。同时建筑税、固定 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预征增值税等各种高强度且完全不同于其他生产型行业的税收政策层出不穷……连贷款的前提也按项目资本金率来 设定门槛，并将开发贷款不计入流动资金的项下。

像万科这类开发商（代表开发商的大多数）都是生产型为主的开发商，其产品全部供向市场出售，其所有的资金都是生产的流动资金而不是不动产的持有性投资。房 子被列入统计中的固定资产了，但商品的流动性并没有让生产者的资金变成固定资产。开发商是在为他人生产固定资产，但央行把开发商作为持有固定资产的物业的 主体进行管理。于是所有的行业政策也都成了对计划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式的管理，也因此才有了注册资本必须大于或等于项目资本金率，而股东贷款却不能算为 自有资金的怪现象。也才有了所谓的封闭贷款的管理和开发贷与个贷捆绑式信贷管理的发明等一系列的计划管理方式。

我们不否认这种信贷管理方式会增加银行信贷的监管能力与安全度，但市场经济中除了防范风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资金的利用效。如果安全是在降低效率的基础上保障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又如何形成竞争力呢？

都认为房价高而产生房地产业的暴利，因此相应加重税，却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所有的税费和巨额出让金都会通过开发商的流通环节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房 价中土地的租金与和土地有关的税收在房价中的比例不但越来越高，同时也水涨船高的推动着房价，基数大时尽管利润的比例不变，但绝对数额也在增加，并增加着 消费开支。

在所有稳定房价的调控措施中又有哪一条是限制地价上涨的呢？如果面粉的价格暴涨，又如何让房价不涨与稳定呢？试图让高地价生产普通商品房一直是政府的期待，但高价土地生产高价房就像黄金制品与铝制品不同价格一样，原料决定着产品的价格与产品的消费需求和对象。

不可想象的恰恰是不管什么价格的土地都只能按70% 90平方米以下的规格生产同质化产品的硬性规定在改变着市场规律、强扭着经济学的逐利基础，想培养出像雷锋一样美丽的花朵。

但强扭的瓜又怎么会甜呢？

产业政策会对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再顽强的生命力也会在这种扭曲的政策之下倍受打击。

计划经济的失败会让国家将无法处理的垃圾扔给市场，但当市场将这些垃圾再造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时，国有资本就又重新收复失地，重回计划的笼子之中，并可能将黄金再次变成垃圾。冯仑的故事恰恰反映出了产业政策的摇摆性根源。

连续多年的调控政策失败，让管理部门大怒，于是用更严厉而又非市场化的措施，恨不能将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但摧毁了市场的信心、打 击了消费者的信心，也同时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让整体的宏观经济遇上了不可预料的逆转。用打完了再安慰的方式去解决市场问题只能是个竹篮打水的结果。

根源在于先是在住房政策上出了问题，让政府严重的缺位，引发了对市场的不合理追求。随后是在试图让市场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中出台了各种非市场化的行政措 施。当市场并不能实现那些本来就不可能用市场的方法实现的事情时，恼火的成分占了上风，不分青红皂白的行业政策则更为凶猛的扑向市场，不惜退回到计划经济 的死路上去。

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当然可以用市场化的建设手段去组织建设，这种社会化的经营方式效率会大大的高于政府直接组织全程建设的功效。但不能因为是开发商建设 就认为这部分不具有市场基本特征的保障性、帮助性住房是商业性的开发，更不能统计在市场经济的范畴之内，不能认为是房地产法中规定的常态。

中央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那么就必须先认清楚在住房政策、市场与行业政策的三个不同层面所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用市场经济的最终成果来保障民生，民生的保障才有基础。没有了市场就不会有社会的和谐。

过于频繁的出台调控的政策，让市场失去了预期，变成无法根据政策预期的走向实施战略或较长期的调整。最初的政策出台，社会以为这就是预期了，但每次出台的 政策都在极短的周期中再次调整了。当社会中的投资与消费主体刚刚按着上一个刚出台的政策调整了自己的经营与消费行为时，不久新政策就从相反的方向或出台更 严厉的手段，让市场与民众无所适从。于是就形成了每次政策出台之后都有一个观望期，似乎形成惯例的都在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

房改货币化给社会传达的信息是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困难群体住房保障化。但公共产品的缺失让市场化中的价格调节倍受攻击，让商品化的进程在行政调控措施的不断出台中扭曲，并生出了《房地产管理法》中无法管辖的小产权房与限价商品房等怪胎。

当房地产业 被称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时，反对的声音就从未停止，反而让这个支柱型产业连续不断的成为重拳猛击的对象，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方面在改 善着城市面貌、增加着政府第二财政的收入、提高着城市人民的居住水平；另一方面又被当作经济过热的祸根和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源头。政策似乎总在摇摆中忽左 忽右，让市场在风雨中荡漾。

去年5月30日前夜财政部的发言否认调高交易税的说法被第二天的千分之三所打破，让市场大吃一惊，就如同前一年建设部网站中关于90平方米的设计规范征求 意见稿上网的第二天就被否定一样，让市场与社会对政策调控的理解产生许许多多的浮想，不知道应信谁的，也不知道应如何应对，于是观望就成了一个连续多年的 宏观调控中最常见的词和最常见的市场反映。

观望就是因为社会与民众无法判断政策变化与未来的预期。

全世界都知道国际油价的暴涨，中国人也都知道中国的低油价正破坏着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和补贴着全球的富人。但却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油价什么时候会做价格上调？ 而当这个上调中国汽、柴油价格靴子落下时，当天国际油价就大跌了数美元一桶。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油价必然上调的靴子迟迟不肯落下，而让预期长期的无法 预测呢？

全国人都知道煤价正上涨，也早就知道有个煤电联动的价格机制，但却没有人知道政策的调控会何时让电的价格上调，低价能源战略本就与节能减排是完全对立的激励机制。在强调节能减排时，却不上调能源价格，颇让人无法理解，至少这个靴子落地时让人们看到了一点希望。

每个经济学说中都认为CPI高涨并出现严重负利率时应取消利息税，减少负利率的压力，但不知道中国严重的负利率时，为什么还要征收利息税。经济学同样认为 负利率必然产生资产价格与CPI的波动，应上调利率，但不知道这个利率上调的靴子何时落地，何时能让利率为正，而防止CPI和资产价格的不合理波动。

中国有太多的国内外问题正影响着市场与社会的预期，以至于让中国的总理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理都不知道这个国家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应有什么样的预期，国民就只有观望了。

该不该买房本是件有完全支付或部分支付能力家庭讨论的问题，但却成了全民关心的事情，让那些本就没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也成了市场中的争抢者，让市场中增加了 许多无理性的噪音。公共产品的十年缺失，只能让更多的民众将房价中被政府索取了大量土地出让金都不能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转嫁给了市场和开发商。

该不该买房是个需要不需要的判断，前提是有支付能力。否则人人都觉得自己该上月球、该有房、有车、有高等教育与高消费，这就成了天方夜谭了。讨论问题应有前提与基础。

什么时候与什么价位购房是以支付条件和预期收入能力相关的事，却在市场中成了投资者的讨价还价。更多的人不是以需求为前提，而是以房价是否能产生更多盈利 为条件的讨论，让消费观念产生了混乱。固然商品房具有双重属性，包括投资产品的功能，但却不能不强调社会舆论导向作用，更多的让住房变成了投资品的单一属 性，让社会的预期发生了重大扭曲。

而政府出台的各种严控政策则从限制与抑制投机起步变成了面对整个地产行业的调控。似乎炒房产生的危害远远大于解决与改善住房需求的实际效果。投资过热已成 为房地产业的副产品，让支柱型产业不但徒有虚名，且连拉动内需都成了空话。解决保障性住房已压倒一切的占了主导地位，而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也成了备受争议的 错误？

几年时间市场与民众的预期在随着政策调控的重拳不断的改变与调控，大呼上当受骗者在股市与房市中大有人在。去年之前的多次调控让在观望之中未购房的人都希 望落空了。而今年则只有那些未进行财产性投资的人大约才能少亏钱。CPI让收入的绝对值大大减少时，对未来预期的观望就更强烈而浓厚了。

观望在于不知道政府是希望要控制通胀而牺牲增长速度，还是容忍一定的通胀条件去理顺被扭曲的资产与资源价格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谁都希望中国的经济始终 保持高增长而低通胀，但如果是以被人为压低的资产与资源价格的垄断为代价的，那么就必然是不可持续与重病后发的。也许今天的无法预期正来自于这样一种结 果。

人类本就生活中预期之中，有的期待死后能升入天堂；有的期待来世能更好；也有的抱有一个梦想；还有的将希望寄托于明天。理想从来都只在未来。即使当一切都 落回今天时，也仍然生活在预期之中，希望至少能填饱今天的肚子，或有一顿美味的晚餐，再或能睡个美美的好觉。而只有人们不知道预期会是丰年或欠收时才会观 望。看看上天能有雨时才会播下仅有的种子，而不敢冒然的将种子撒在仍然暴旱的土壤之中。

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比今天更好，人们只有紧紧的捂住钱袋子，不敢消费、不敢投资，也不敢轻举妄动。

尽快的给人们一个政策的稳定预期是打破这种沉闷的观望的唯一有效出路。

“合理”与“合法”之间始终有着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希望所有的事情是“合理”且“合法”的，这样社会才能在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健康且安全的发展。但如果 法律不合理，就会出现“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情。人们也许并不能了解与熟知全部法律，但一定会直觉的判断这是否“合理”，如交叉换肾的事情。那么就需要 修改现有的法律或政策，让法律与政策服从于“合理”，让“合法”而不“合理”或“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情越少越好。

法律与政策的不合理只能让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在法律的保护下侵害合理的利益。合理的事情反因法律的缺失而无法实现，就如同交叉换肾的事情让人的生命在法律的不合理中无法得到保护。

平民要想改变不合理的法律是件要冒风险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因此有了小岗村的血手印。但伟人却通常只看事情合不合理，而不管合不合法，因此才有了权比法大的习惯性说法，因为在一个非完全民主的制度下，只有伟人才敢推翻或修改法律。

因此中国出了个伟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推翻了不合理的旧制度，并试图建立一套人民能当家作主的新法律制度；也因此中国还出了个伟人邓小平从根本 上否定了“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制度基础及否定了计划经济这个看似合法但极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开始了中国至今历时三十年的重大经济改革，并让中国从贫穷走向 了小康。

恰恰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发芽在计划经济的土壤之中，因此大量的法律、法规与政策都是以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基础而建立的，因此是个多数法不合理的状 况。要修改的也恰恰是法的不合理性。改革最重要的也恰恰是修改陈旧与落后的观念所指导之下的相关法律与法规，并使之更加具有能让中国人富起来的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存在的理由，那就是首先让中国人都富起来，并推动全世界人民都富起来，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那么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唯一任务就是建立一套能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完整的法律制度，让这套法律制度不但合法的建立，也让其具有随着时代发展与进步的合理性，并维护这套制度的法律严肃性。

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按人们的预想那样平稳的一条直线式的向上运行。市场中的竞争与博弈、内外经济的影响等会让制度与法律面临许多历史上未曾见过和 无法预知的事情，那么就需要不断的及时修改法律与政策、调整制度在新的情况下可能存在的不合理性，并使之更加合理与完善。这大概就是要不断的深化改革之所 在。

那么什么是合理又合法的标准呢？这就是立法的前提了。

一种出发点是保护穷人的利益，这是革命之初对胜利果实和政权的保护。那时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富人基本上是应打倒的坏人，穷人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是依靠的对象，法律当然只能站在穷者的一边，充分的保护穷人的权利和利益。

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事实证明这种保护穷人利益和权益的法律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既没有让中国强大起来，也没有能将穷人变成富人，离实现共产主义的 目标和解放全人类不是走得更近了，反而走得更远了。“阶级斗争”让原本分给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民个人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也都变成了滋生资本主义的祸根， 实践证明仅仅有穷人当家做主人的权利而没有富裕的生活是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的。

正是小平先生充分认识到仅仅靠对穷人的保护而立法，结果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了穷人。于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所有人不分贫富的实行同等保护的 法律开始出现了，对合法收入与劳动致富给以了肯定，并对财富给以了必要的尊重。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那么又如何能让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呢？

一段时间里争当万元户成了时尚与光荣的事情。当财富被社会、法律给以了公正的地位时，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了。尽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更富了，但全世界都不能不承认最穷的中国人也比改革开放之前更富有了，中国的绝对与相对贫困的人口与家庭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

但当中国在改革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时，对富人和对财富的法律保护开始回头了，似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又浓了；似乎富变成了不光荣不伟大的事情 了；似乎富有的财富不应得到尊重与保护；似乎富起来不再是党的政策所支持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了。包括已被法律取消的投机倒把罪名似乎又在各个领域与行业中再 次出现了。

不管是否出现逐步扩大的贫富差别，都必须在法律中明确对贫穷者给以法律的保障，这是世界人权公约中的基础，在中国也同样。政府的税收毫无疑问的应对那些缺 少竞争能力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给以逐步提高的社会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保障、住房保障以及医疗、教育、退养等各种保障。但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 政策与法律并不同时和必须去限制其他人创造财富和增加财产性收入。

这两者本应是统一的，一方面法律应鼓励人民用合法的手段创造、竞争和致富，另一方面用转移支付与纳税调整给以贫者的保障。只有创造的财富更多、政府的税收更多时，才有可能实行更多的转移支付，建立更高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反之也许就是合法和不合理的了。

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如何能不出现贫富差别的让十三亿中国人富起来！但如今的中国富人已不再是旧制度下靠合法而不合理的方式取得财富的那种类型了，而是在新 的制度下合法与合理的创造财富而致富了（当然无法排除少数的腐败现象，这是法律严格禁止出现的条例），因此贫与富就不应和不再是阶级对立的衡量与评价标 准，更不是好与坏的判断了。

俗话说“小河无水，大河干”，没有民众私人的财富增长，又怎么会有国家的强大呢？数百亿元的四川地震时的民众救灾力量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在唐山地震时是无 法想像的。但也许某些人担心小河的水多了会“泛滥”，因此并没有从增加堤坝的防御能力考虑，反而从限制小河流水的增长而立法，岂不是因噎废食了吗？

当医疗上为防止非道德的高价倒卖人体器官时，限制了“交叉换肾”的条件，等于视生命的权利为儿戏，让生命服从于防止倒卖人体器官的条例，无非是一种倒洗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的笑话，也就出现了法与理的冲突。

同样在其他的行业中也有着同样的法律与相关政策，如为了防止炒房的发财和防止炒房可能产生的泡沫，就一刀切的限制了住房的二套信贷，让以旧换新、以小换大 的住房梯次消费也成了泡影，甚至还清了贷款的也不能合理的用较低的消费信贷去改善住房条件，更不用说那些家庭人口变化，但尚未还清贷款时必须要靠消费信贷 去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的换购住房了。

如果用放水养鱼的方式，则应是对无力购房的应保障群体用转移支付的廉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对帮助的群体用免除土地出让金的经济适用住房解决，同时既然政府能 对那些无力交税的群体实施无偿的或免除土地收益的方式解决与保障住房，为什么不能对纳税群体中的弱者用购买商品房免征定额的个人所得税的方式给以帮助呢？ 那些超出了免税额度的炒房人自然就不能享受免税的权利了，那么在炒房获利的风险与法定的免税获利之间，人们就不得不做出更理性的选择，也许炒房的风险远不 如合理的免税更有诱惑力。

也许人们会问不免税尚有大量的炒房或供不应求的房价上涨，如果免税不就有更多的炒房或供不应求的上涨压力了吗？岂不知正是因为政策无法帮助那些无力承担风 险同时又没有完全支付能力的人群，恰恰在用财产性收入的冒险在满足其住房改善的条件而不得不去炒房。如果有了免税的帮助，也许人们就会重新评估两者之间的 风险了，炒房就不再是主旋律了。为防止少数炒房现象而增加的限制让多数的正常住房改善也被限制，这与为防止少数恶性的倒卖人体器官而限制“交叉换肾”而不 尊重生命又有什么不同呢？

类似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的情况数不胜数，根本就在于没有弄清楚只有富人的住房水平大大改善了，并提高了全社会的平均住房水平时，对住房困难的保障水平 才有可能随之而提高的简单道理。如果没有普通的生活富裕与收入提高，那么最低生活保障又如何水涨船高呢？住房与收入上都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市场让整个社会 的财富增长时对穷者的保障才是真正的保障，如果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很低，即使有保障制度也不会让社会更快发展，也不会让穷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各种政策法规应着眼于如何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而不是为了防止贫穷差距的拉大而让更多的人不能富起来，去迁就尚未富起来的人群。

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着让人民富起来的事情，如本地政府无法解决就业与收入增长时就组织大量的农民工到他乡就业，让穷人去富的地方谋生，并将财富带回来，改 善本地之穷。这种历史上称之为逃荒的行为，在新时代下换了个打工的名词，但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并没有让他们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实质性的逃荒困境，只 有彻底的改变那些合法但不合理的政策法规时这种逃荒才会变成人权保障中的迁徙的权利。

表面看“交叉换肾”的合法性只是个医疗中的个案，但实质所反映出的是中国现有法律、法规中的大量合法而不合理的现象。恰恰是仅从保护弱者、防止出现某些恶 性或不良事件的发生而去制定我们的法律与政策，就必然会带来这种合法而不合理的问题，以至于连生命都在为维护法律的尊严面前成了不合理的法规的牺牲品。

还好这个世界中不断的会出现一些伟人，他们会不断的纠正那些目前看来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法律，并让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更具有非阶级斗争的人性化。

1998年中国实行房改货币化分配之前，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实物分配的全民保障体系。但这种职工不花钱的保障却在职业、行业、企业的所有制于贫富之间产生 了巨大的差异，甚至让这种保障在相当一部分就业者中成为“画饼”，也同时在创造着贫富差距。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因此这种全面性 的实物保障实际是在一种按有限的计划性经济的财力严格控制住房面积、规模、条件、标准的低水平、平均化的大锅饭，并没有给城市居民带来更多的改善。

1978年改革开始之初，全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5平方米，这个数字大大的低于了1949年建国时的4.9平方米的标准。1958年用周恩来总理 在全国人代会的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在二五计划中力争实现大中小城市人均8、6、4平方米的住房目标，但实物分配的全民保障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反而在将大 量农业人口限制在农村不许进城，大量的城市人口下乡支农转移、工业向三线转移、知识青年下乡等大量城市向农村人口移民的条件下，住房条件更加恶化。

八零住一时的设计标准为一居40平方米以下、三居80平方米以下，到90年超过120平方米标准的四居室建设仍需有高干、高知的计划指标。当时的建房标准 可以说低于今天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标准，由此可见，全民统一的分房制度并没有给城市居民带来美好，最多是解决了房荒、解决了一张床，而这一张床的覆盖率 大约只能占到城市家庭的505%左右，还有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根本分不上房，更不用说无单位的人员了。

是市场经济让城市的面貌改变了，让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了，1998年之后的住房改革打开了城市居民自我实现住房梦想的大门。近十年的发展，以每年0.8— 1.5%的速度在加速着中国的城市化率，但同时也让城市居民的住房以每年1—2平方米的速度扩张。在人口增长的同时，让住房条件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不断增长 与改善。房改前与房改后的差异是可以说明计划经济下的全民保障与市场经济下的优劣了。

1998年的房改政策打破了计划经济下的福利分配的保障，让住房市场化的同时放弃了对市场经济必然淘汰的群体的保障，试图让市场解决所有的住房问题。十年 过去了，人们所看到的更多是住房的贫富差别，社区的、建筑的、房价的差别，于是更多的媒体与民众所关注的不再是市场经济所创造出来的活力和财富，而是市场 经济中必然因供求关系而产生的价格矛盾，并将商品房价格这个本来仅仅与又支付能力或有部分支付能力的家庭相关的问题变成了与应由社会保障体系给以关注的低 收入无住房群体住房相密切关联的根源。于是商品房价格的高低成了衡量低收入家庭是否能解决住房问题的条件，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满与住房政策的扭曲。

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集中于房价上的结果是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价格的暴涨，直到政府不得不建立住房保障体系，以及不得不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投资过热，并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新的政策要求90%的土地用于建设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商品房，而两限房和社会保障性住房力图从土地供给的角度大大压缩纯商品房的供给总量，而加大社会保 障性住房的供给量，以弥补过去十年未建立社会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欠账，缓解日益增长的住房差别与社会矛盾。但市场化的发展速度降慢的结果是社会保障的失效。

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中全民住房保障的失败，否则又何须房改！

历史也证明了市场化经济改变了城镇住房的条件，但却有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缺陷，但不能因为这个有待完善的缺陷而否定了市场化的住房改革。

如果有人说是因为市场化让更多的富人有机会靠自己的支付能力和银行的信贷支持改善了住房条件而拉动了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大约会遭到众多的骂声！但事实却 是市场化才大大提高了城镇人均拥有的建筑面积，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和政府的财力，也才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线标准，从而改善了保障性住房的条件。

一个企业中如果没有收入之间的差距，这个企业肯定是无效率的。这个被国企历史发展中的收入平均化，无法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而只能是低效率的所证明的事实，不得不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去打破了。

一个企业中，最高的管理者只能拿很低的工资收入，那么所有员工的收入都会被同样的压低的现象也早就被打破了。

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如果上不去，那么这个国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标准也一定会压得很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普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标准大大提高了， 这个国家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标准也才能提高。这个道理大约是能被民众普遍所认可或理解或接受的道理。但只有靠市场化的商品房普遍的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住房水 平才能拉动与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这个同类的道理却并不被民众所普遍接受。

当中国的城镇居民平均拥有的建筑面积水平较低时，社会保障的水平就更低，通常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只解决基本的居住和“房荒”的条件——即人均一张床。

当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人均一间房时，社会保障才能达到户均一套房的标准（一般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个社会安全网的标准恰恰是随着整个社会 的发展水平而逐步提高的。正像通常一个企业中高管的收入不断提高时，职工的收入才能同步水涨船高，而决不可能普遍的出现普通职工的收入高于企业高管收入的 现象。

很明显收入差别、贫富差别是发展中的必然过程，没有这个差距的拉大过程又何来调节与保障再逐步让差距缩小的过程呢？要想让最低保障的标准不断的提高，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普遍住房标准。

目前，北京的人均面积均为19平方米，廉租房的社会保障线从人均6.5平方米以下提高到了人均7.5平方米以下，而廉租房建设的标准约为30—50平方 米，相当于1980年1—2居室福利分房的普遍标准。有的发达地区则廉租房的底线已到了人均10平方米以上，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普通住房标准大大的提高 了。

50平方米的廉租房按三口人家庭计算人均已达16.6平方米，这个住房水平大约几十年之内都无法改变了。因为在放慢市场化的速度之后，整个社会的住房水平将难以快速发展，自然也就无法、也无力再提高保障的条件了。

可见，现有的政策在力求减少商品房与大户型的住房建设，从土地的源头开始资源向社会保障倾斜。大约可称为3：7开了。似乎这是政府下大力气解决低收入家庭 的保障问题，但却有悖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也许会让社会保障永远处于解决人均一张床的标准而无法提高到解决户均一套房的条件。

要想让普遍的社会保障标准不断的提高，从人均7.5平方米以下发展到人均8.5、9.5、10.5平方米或更高的标准，唯一的条件就是拼命的发展市场经 济，让更多的家庭能在非保障体系内提高住房的面积与标准，从而拉动整体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否则当廉租房解决了7.5平方米以下家庭的住房问题时，就又暴 露出新的社会矛盾，让那些目前只有8—10平方米人均标准的家庭成了困难户，并仍会对社会爆发出不满的情绪，让政府重新背上福利分配的包袱，这也是政策对 这部分家庭的不公平分配的一种反映。

今天的政府也许尚没有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提供更高标准的住房保障，但至少从道理上应该清楚的设立这样的目标，并从政策上要有能让这个目标可以实现的路径，而没有住房的差异就一定会退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永远不会有进步。

而这个唯一的路径就是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和住房的市场化。首先要让中高收入的家庭能通过市场而改善住房条件，包括以旧换新和以小换大，迅速而普遍的提高全国城镇的住房条件，并用逐步完善的保障体系分阶段的提高保障的水平。

而对一个动态的被保障群体，不应用固态的方式试图一次性解决问题，而应随着这个群体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与提高保障性的标准，也成为一种 动态的过程。今天集中的发展与建设保障性住房重在还这十年的历史欠债，而绝不是试图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房子要有个建设的周期与延 续性，以适应这个动态的群体变化过程。

关键的问题在于从思想认识上要看到，只有市场化的商品房高速发展才有可能不断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标准，并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和不断增长的问题。放弃市 场化、缩减市场化的规模、限制市场化的信贷、限制市场化的提高与改善，最终是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让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得不到彻底的改善（即使 略有改善也是低水平的改善），并且会制造出更多的希望和要求靠政府解决住房的群体，并让中国的市场化经济绊住了腿脚。

从情绪上人们可以不承认是商品房的市场化改善了中国城镇的住房条件与面貌，并拉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但这个社会不能不承认只有全社会的住房水平普遍提高才能让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水平随之不断提高这个事实。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否则中国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的革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暴力革命与议会斗争不过都是实现消灭阶级与剥削，实现人权平等之下的共同致富的手段，最终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目标。

中国已实现了消灭阶级的初级目标，正在用无阶级差别的方式推进共同富裕的小康目标的实现，并建立和谐社会。

问题在于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实现一样，一个国家中也不可能同时都从穷人变成富人，一定会有个先后不同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贫富之间的差异。

中国改革之前的平均主义，试图同步发展的共同富裕的结果是共同的贫穷。因此邓小平才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要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过渡，不经历这样一个有差别的先富与后富的过程，则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

关键在于如果解决好在这个必然出现的贫富分化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新的剥削阶级和如何用国家的制度保证与帮助贫困或发展较慢的人群在较短的差别区间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同样逐步致富。

于是就有了纳税与捐赠。前者是政府强制行为的转移支付，后者的NGO组织则是自愿基础上的转移支付，也同时产生了政府为谁服务的问题。

政府应为所有人提供服务，因为从人权的角度看，国家应对所有这个国家的公民负责。但提供好的服务与负责之间则似乎还多少有些差别。

有人说政府应为纳税人服务，因为税收是支撑国家运转与维持的基础。如果不能为纳税人服好务，那么纳税人就可能不再纳税，并要求推翻这个只要求公民纳税而不给纳税公民提供优质服务的政权。

美国的革命就是从不合理纳税开始的，因此也有了国家征税必须经过纳税人同意的基础条件。税只有在纳税人感觉能有所回报时，或说税被用为政府合理的向纳税人提供服务时，纳税人才有义务并主动的完成这个义务，心甘情愿的纳税。

穷人是不纳税的，但并不等于没有纳税的义务。穷人不纳税或者还要享受税收的转移支付是因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其他纳税人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生活的秩序稳定 而同意国家做出的制度安排。但可以肯定的是税务部门在征税中并不为穷人提供服务，而只是在为富人提供服务，并且服务的越好则征税成本越低，获得的税收越 高，为穷人提供转移支付的能力越强。

五月二十八日，北京市地税局召开了个税荣誉代扣代缴单位和个税荣誉纳税人的表彰与座谈会，王纪平局长在发言中特别提到的是从个人所得税征收工作的角度看要 克服仇富心理，要“为富人服好务”。要通过税务局对荣誉纳税人的表彰，宣传纳税光荣，富人多纳税光荣，提高社会诚信纳税和富人多纳税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北 京单个人个税纳税5.6亿元的事情更应给以表彰和正确的社会评价。

目前，社会中正在出现许多企业与个人积极向地震灾区进行捐款，但却遭到了许多批评，甚至不公正的攻击言论，此时税务部门提出“为富人服好务”并对富人的纳税给以表彰，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却恰恰是对捐款而受到不公正攻击的拨乱反正。

荣誉纳税人的奖励并不是根据纳税额的多少决定的，而是对纳税人一贯的纳税情况和诚信程度给以奖励的，尤其是对无法用税源扣缴方式用强制手段管理、监督与审 查的纳税人给以奖励。这些在法定由单位发放工资收入之外有大量劳务（演出）、稿费、产品（如画家、作家）、科研成果、讲课、股权、财产性收入的个人许多应 纳税收入是很难监督与审查的，这要靠纳税人自行申报和主动纳税，这些人大多是较富裕的人，因此对他们给以荣誉奖励是理所应当的。但也是最容易引起社会不满 和争议的。而我们的政府似乎恰恰应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奖励。这种为富人提供的服务恰恰是解决共同富裕、帮助穷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一环。

为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消灭了曾经是敌对阶级的所有富人。改革之前所有的中国人都处于贫穷之中挣扎，那时最富的人也生活于贫困与缺衣少食的状况，在今天看仍 然是穷人。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并逐步拥有了个人的财富，开始出现了小平先生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象。当年的万元户曾被称为是富 的象征，而今天十万元、百万元或千万元的户数已在不断的增加，拥有百万元以上的房产及其他财产的家庭甚至还自认为是“算不上富”的占到了多数，这个社会的 贫富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富不再是靠剥削阶级而形成的富了，因此用个税政策调节贫富差别就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所有的公民都应向国家纳税，税收是一个国家强制性的财政行为。穷人可以免税、富人纳税按收入不同累进式提高税率则是通行的做法。越富有的人应纳更多的税， 税收的调节既可以适度的限制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同时可以向穷人转移支付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改善生活状况，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发达国家的个税是与纳税人无工作能力之后的退养挂钩的，即纳税人能分享多纳税中的部分收益。但中国却在有纳税能力时纳税、无纳税能力时并不分享曾经多纳税 中的额外收益，因此让许多纳税人认为是奉献而不是义务。但我更多的觉得这是一种义务，不管多纳税是否与个人今后的生活相关，都是一种法定的义务。

美国前25%的富人所交纳的个税已经占到80%以上，中国的富人的个税所占比重也在大大的提升（中国的富人还不够富）。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对富的看法却 不尽相同，中国的民众不但不能接受富人多纳税会对贫富有所帮助，尤其不能接受政府的税务部门为富人服好务这种说法，更不能接受税务部门对富人纳税的表彰。

如果纳税应给以表彰，那么社会公益的捐赠是否也应给以表彰呢？如果纳税并不是以数量多少为表彰的唯一标准，那么对捐赠是否也不应以数额的多少为标准呢？

富人的捐赠是减少与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之一，任何公益捐赠都在承担政府税收理应承担但无力承担的公益责任，任何公益捐赠都是对贫穷的帮助和对缩小贫富差别 的补充。这种无偿的帮助、自愿主动的帮助、不求回报的帮助，既包括了并不太富裕的钱、物、力，也包括了巨额的捐助。但这种善意的捐赠基础至少应让捐赠者不 再成为被捐赠扶助的对象，就像绝不应让此次被援助的灾民捐款救灾一样。

各种公益捐助的范围非常宽泛，包括了富对穷的帮助，也包括对环境、生态、生物、某些专项事业包括医疗、教育、体育、设区等等，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捐赠者的奉献，是一种爱。

对爱、对奉献是无可指责的。一分钱、一块钱与更多的钱的意义是相同的，钱的多少是能力的表现而并非爱的程度的体现。爱是无法用金钱的数量衡量的，就像依法纳税的诚信与义务并不是靠税的额度大小来衡量的一样。穷不等于没有捐赠，更不等于没有爱。

灾难时期的捐赠是特殊的突发事件的反映，当更多的捐助则是常态中的奉献，这种常状的捐赠是无法用灾难时的捐助所代替的和表明的。因此更不能仅从灾难时的捐赠数额来评价捐赠者的道德之心，对穷者是如此，对富者也是同样。

媒体的宣传似乎将捐赠的数量当成了标准，也许这个数量的多少会吸引更多的眼球关注。于是媒体与舆论扼杀了所有的“雷锋”，似乎捐赠人如果不向社会公布自己 的数额（并且这个数额在攀比着拔高）那么就等于他没有捐赠。而那些甘心做无名英雄的中国人的美德与良心在媒体与舆论的攻击中被撕得粉碎了。这种并不想了解 真相的手机短信与谣言甚至让中国的商务部长都不得不公开的声明和道歉，也让爱心与捐赠变了味道。

如果没有“雷锋”这个社会就不会再有常态中的捐赠，就不可能通过NGO组织来实施帮助与平衡贫富之差，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公益事业。

许多的企业与个人并没有要求公布自己的捐款，也并不想比拼这种捐助的能力大小，而只想默默的付出一份爱、献出一点爱心、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奉献。除了对灾 难的一次捐助之外，他们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常态下的捐助，也有许多与灾区群众同样需要他们捐助和帮助的人与事。他们并不会也不因一次的灾难就中止与取 消了其他早已承诺的捐助与帮助，这个社会中还有许多不够富的人。

攀比的结果让许多的捐助成为了广告，成为了出名和显示财富的效应，而这些自我标榜式的东西本就是与善心、善事和奉献爱心毫不相干的东西，也是被爱的真谛所反对的附加物。但如果媒体与舆论不能正确的善待每一份爱，恰恰会助长了爱被利益驱动所代替的恶果。

就像纳税一样，纳税人并没有要求公告自己的纳税额，不管纳税多少都是一种义务。大多数捐款人（不仅是大灾面前）也都没有要求公布自己的捐款额（尤其是那些 在各种场合悄悄的将钱放入捐款箱的人们）。区、县一级的红十字会等机构也没有机会去做这种公开宣传与公布，但不管多少都是一份爱的奉献。

国有企业的捐款更不应大张旗鼓的宣传与比拼，这虽然是企业法人财产，但并非企业管理者的财产，更没有最终的巨额捐赠权。用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与国有控股 企业）的财产去换取管理者的名声更为可耻。这也许是只能当“雷锋”可做而不可说的事，完全个人的财产才能由个人说了算并想捐多少就捐多少。

社会应对积极参加公益与奉献爱心的人给以表彰与奖励，但同纳税的表彰一样，更多的是对爱给以表彰，对奉献精神给以表彰，而并非对数额给以表彰，让人们与社会记住的不是数额而是爱的奉献。

就像纳税的表彰是一种诚信与主动承担义务的表彰，对公益的爱心的表彰则是公民奉献精神的美德。

各种公益组织或红十字会这类基金组织其实也是对富人的一种服务，也恰恰是在通过对富人提供优质服务中换取对贫困或困难的人群的帮助。为解除贫困、消费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中贫富已不再是阶级的对立，更不是只能靠暴力才能解决的对立，贫富只不过是收入与财富上的差别，消灭这种差别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再 是通过暴力去剥夺富人的财产，而是用更严格的法律手段保护所有人的财产与权力，否则就永远不会有社会的和谐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税收与捐助则是这个必然出现的发展差距过程中的过渡手段，因此必需对纳税与捐助给以正确的评价。不是用仇富的心态去敌视，而是欢迎与赞赏去鼓励，让富人 用更多的财产去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机会、创造税收，让富人更多的用公益的捐赠来弥补税收的不足，创造共同富裕的机会和和谐的社会。

也许社会对富的不满更多的来自于政府并未能有效的利用税收调节工具帮助那些穷者摆脱贫困。于是社会就希望或要求用舆论强制除纳税之外让富人捐出更多的财 富。而如果这种捐赠不是自愿与常态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财富的聚集与创造，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更不可能有共同富裕。

“一个良家少女被他人描述为不是处女时，除了脱下裤子是无法像大众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而这种证明自己清白的做法则是被社会所不接受的，或者说是被社会的一种强奸。”

冯仑先生的这种比喻恰恰是这次救灾之中的一种舆论反映，而爱的奉献是不需要解释的。处女并不需要脱下裤子去向社会证明。问心无愧的纳税、问心无悔的奉献，则比去谋求公众与社会的一时赞许更有意义。

荣誉纳税人的称号是优秀国家公民的身份象征，没有诚信纳税的基础，任何捐赠就成了盗窃，在诚信纳税之后的捐赠才是真正的爱的奉献。

社会最终是会有公正的评判的。

1998年中国实行房改货币化分配之前，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实物分配的全民保障体系。但这种职工不花钱的保障却在职业、行业、企业的所有制于贫富之间产生 了巨大的差异，甚至让这种保障在相当一部分就业者中成为“画饼”，也同时在创造着贫富差距。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因此这种全面性 的实物保障实际是在一种按有限的计划性经济的财力严格控制住房面积、规模、条件、标准的低水平、平均化的大锅饭，并没有给城市居民带来更多的改善。

1978年改革开始之初，全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5平方米，这个数字大大的低于了1949年建国时的4.9平方米的标准。1958年用周恩来总理 在全国人代会的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在二五计划中力争实现大中小城市人均8、6、4平方米的住房目标，但实物分配的全民保障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反而在将大 量农业人口限制在农村不许进城，大量的城市人口下乡支农转移、工业向三线转移、知识青年下乡等大量城市向农村人口移民的条件下，住房条件更加恶化。

八零住一时的设计标准为一居40平方米以下、三居80平方米以下，到90年超过120平方米标准的四居室建设仍需有高干、高知的计划指标。当时的建房标准 可以说低于今天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标准，由此可见，全民统一的分房制度并没有给城市居民带来美好，最多是解决了房荒、解决了一张床，而这一张床的覆盖率 大约只能占到城市家庭的505%左右，还有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根本分不上房，更不用说无单位的人员了。

是市场经济让城市的面貌改变了，让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了，1998年之后的住房改革打开了城市居民自我实现住房梦想的大门。近十年的发展，以每年0.8— 1.5%的速度在加速着中国的城市化率，但同时也让城市居民的住房以每年1—2平方米的速度扩张。在人口增长的同时，让住房条件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不断增长 与改善。房改前与房改后的差异是可以说明计划经济下的全民保障与市场经济下的优劣了。

1998年的房改政策打破了计划经济下的福利分配的保障，让住房市场化的同时放弃了对市场经济必然淘汰的群体的保障，试图让市场解决所有的住房问题。十年 过去了，人们所看到的更多是住房的贫富差别，社区的、建筑的、房价的差别，于是更多的媒体与民众所关注的不再是市场经济所创造出来的活力和财富，而是市场 经济中必然因供求关系而产生的价格矛盾，并将商品房价格这个本来仅仅与又支付能力或有部分支付能力的家庭相关的问题变成了与应由社会保障体系给以关注的低 收入无住房群体住房相密切关联的根源。于是商品房价格的高低成了衡量低收入家庭是否能解决住房问题的条件，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满与住房政策的扭曲。

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集中于房价上的结果是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和价格的暴涨，直到政府不得不建立住房保障体系，以及不得不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投资过热，并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新的政策要求90%的土地用于建设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商品房，而两限房和社会保障性住房力图从土地供给的角度大大压缩纯商品房的供给总量，而加大社会保 障性住房的供给量，以弥补过去十年未建立社会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欠账，缓解日益增长的住房差别与社会矛盾。但市场化的发展速度降慢的结果是社会保障的失效。

历史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中全民住房保障的失败，否则又何须房改！

历史也证明了市场化经济改变了城镇住房的条件，但却有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缺陷，但不能因为这个有待完善的缺陷而否定了市场化的住房改革。

如果有人说是因为市场化让更多的富人有机会靠自己的支付能力和银行的信贷支持改善了住房条件而拉动了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大约会遭到众多的骂声！但事实却 是市场化才大大提高了城镇人均拥有的建筑面积，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价值和政府的财力，也才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线标准，从而改善了保障性住房的条件。

一个企业中如果没有收入之间的差距，这个企业肯定是无效率的。这个被国企历史发展中的收入平均化，无法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而只能是低效率的所证明的事实，不得不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去打破了。

一个企业中，最高的管理者只能拿很低的工资收入，那么所有员工的收入都会被同样的压低的现象也早就被打破了。

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如果上不去，那么这个国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标准也一定会压得很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普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标准大大提高了， 这个国家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标准也才能提高。这个道理大约是能被民众普遍所认可或理解或接受的道理。但只有靠市场化的商品房普遍的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住房水 平才能拉动与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这个同类的道理却并不被民众所普遍接受。

当中国的城镇居民平均拥有的建筑面积水平较低时，社会保障的水平就更低，通常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只解决基本的居住和“房荒”的条件——即人均一张床。

当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达到了人均一间房时，社会保障才能达到户均一套房的标准（一般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个社会安全网的标准恰恰是随着整个社会 的发展水平而逐步提高的。正像通常一个企业中高管的收入不断提高时，职工的收入才能同步水涨船高，而决不可能普遍的出现普通职工的收入高于企业高管收入的 现象。

很明显收入差别、贫富差别是发展中的必然过程，没有这个差距的拉大过程又何来调节与保障再逐步让差距缩小的过程呢？要想让最低保障的标准不断的提高，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普遍住房标准。

目前，北京的人均面积均为19平方米，廉租房的社会保障线从人均6.5平方米以下提高到了人均7.5平方米以下，而廉租房建设的标准约为30—50平方 米，相当于1980年1—2居室福利分房的普遍标准。有的发达地区则廉租房的底线已到了人均10平方米以上，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普通住房标准大大的提高 了。

50平方米的廉租房按三口人家庭计算人均已达16.6平方米，这个住房水平大约几十年之内都无法改变了。因为在放慢市场化的速度之后，整个社会的住房水平将难以快速发展，自然也就无法、也无力再提高保障的条件了。

可见，现有的政策在力求减少商品房与大户型的住房建设，从土地的源头开始资源向社会保障倾斜。大约可称为3：7开了。似乎这是政府下大力气解决低收入家庭 的保障问题，但却有悖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也许会让社会保障永远处于解决人均一张床的标准而无法提高到解决户均一套房的条件。

要想让普遍的社会保障标准不断的提高，从人均7.5平方米以下发展到人均8.5、9.5、10.5平方米或更高的标准，唯一的条件就是拼命的发展市场经 济，让更多的家庭能在非保障体系内提高住房的面积与标准，从而拉动整体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否则当廉租房解决了7.5平方米以下家庭的住房问题时，就又暴 露出新的社会矛盾，让那些目前只有8—10平方米人均标准的家庭成了困难户，并仍会对社会爆发出不满的情绪，让政府重新背上福利分配的包袱，这也是政策对 这部分家庭的不公平分配的一种反映。

今天的政府也许尚没有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提供更高标准的住房保障，但至少从道理上应该清楚的设立这样的目标，并从政策上要有能让这个目标可以实现的路径，而没有住房的差异就一定会退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永远不会有进步。

而这个唯一的路径就是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和住房的市场化。首先要让中高收入的家庭能通过市场而改善住房条件，包括以旧换新和以小换大，迅速而普遍的提高全国城镇的住房条件，并用逐步完善的保障体系分阶段的提高保障的水平。

而对一个动态的被保障群体，不应用固态的方式试图一次性解决问题，而应随着这个群体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与提高保障性的标准，也成为一种 动态的过程。今天集中的发展与建设保障性住房重在还这十年的历史欠债，而绝不是试图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房子要有个建设的周期与延 续性，以适应这个动态的群体变化过程。

关键的问题在于从思想认识上要看到，只有市场化的商品房高速发展才有可能不断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标准，并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和不断增长的问题。放弃市 场化、缩减市场化的规模、限制市场化的信贷、限制市场化的提高与改善，最终是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但让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得不到彻底的改善（即使 略有改善也是低水平的改善），并且会制造出更多的希望和要求靠政府解决住房的群体，并让中国的市场化经济绊住了腿脚。

从情绪上人们可以不承认是商品房的市场化改善了中国城镇的住房条件与面貌，并拉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但这个社会不能不承认只有全社会的住房水平普遍提高才能让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水平随之不断提高这个事实。

    “尽管有高负债率，但单纯说房价下降太幼稚”。他称“有的地产商降价，因为银行要求还贷，所以导致被迫降价卖房。”

    任志强再重申他的富人论，他说：“如果现在都在想让穷人去买房子，可能就是美国的次级债。”

　　缺钱是去年囤地太多

    “由于销售急速下降，很多开发商觉得钱不够了。钱不够的原因可能在于去年太猖狂，囤积的土地可能太多了。”任志强表示。

    任志强说，今年一季度，房地产的销售量同比下降了15%。因此，一季度定金、预收 款、个人按揭贷款所占开发总资金的比例，从42%下降到了19%，从而导致开发商资金紧张。同时，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从35%下降到 29%，这是连续四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尽管资金紧张，但开发商都想挣更多的钱，谁也不愿意降价。任志强认为，房价上涨存在较好的预期。从整体来看，哪怕只有12%的人买房子，多少年内也满足不了。

    囤地恶果显现

    “对于去年囤地过多的企业，今年可以选择卖掉三块地中的两块，留下一块会活得很轻松。”任志强说。

    去年的土地增长比较快，到今年一季度整个供求关系环节、供应量是增加的。到二季 度，估计缺钱了，投资增长就会下降，然后供给也会下降。从价格来说，土地价格今年上涨比较快，比去年还快，土地价格上涨的幅度很高。一手房住房价格，发改 委、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上涨11%，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是涨价。

    任志强说，雪灾、地震、股市跌了、外贸出口下降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 压力。内部压力，源自于企业的无限扩张，让所有的企业都感觉内部有压力。所有的行业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宏观紧缩的情况下，在金融货币政策开始缩紧的情 况下，所有人都面临一个钱不太多的情况。（李丽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于是这些不求上进的人们就左一言右一语的开始传起了闲话，真实“吃不着葡萄说葡萄算”，满村都是这种悄悄话了。但这女子行得正自是不怕影子歪，仍然我行我 素，越发长得水灵了。连村长大人都忍不住给儿子提亲，却不想仍被拒绝了。三番五次的整治不成，就有了败坏女子名声的谣言，甚至找来了一些歌厅中的“妈咪” 来佐证，用行内人的誓言来鼓励社会，要比行外人的辩解更有威力。

闲话说多了，大约就与谎话万遍而成真一样，一个好端端的美貌少女就这样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连自家的兄弟也被这种传言忽悠，闹起了祸起萧墙之争，更 让外界信以为真。终于一个花季少女的前途夭折了，这个家也因此一落千丈、难以振兴重举了。散布谣言和轻信传言的人也都以胜利者的姿态自豪的认为事情原本就 是这样的。

这以上的故事是冯仑先生的佳作，但今天却成了当今社会中的现实。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因为阴谋论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让本该是正常的发展过程变成了不良舆论的牺牲品。

最近读了一本美国的菲利浦·津巴多和迈克尔·利佩合著的关于心理学的书《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更加深了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主编序言的开头就告诉“我们生活在充满社会影响的世界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就是由那些互相影响、说服、请求、强迫、勒索和控制的人群所组成的。我们把 它称为社会，是因为它使用的是社会影响的技巧，而不是武力的逼迫。这种影响相对而言是和平的，也是有效的。”正因为如此，某些人的言语。观点常常会对他人 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官员或被称为专家与业内的权威的意见，就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让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判断或不再追求事实的真相，而为 保全面子去从众，亦或在权威的号召之下而服从，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乌合之众”。

影响力巨大的莫过于“宣传”的作用了，“宣传”（propaganda）这个词在现代西方的语言中是个贬义词，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人是1622年的教皇乔治五世。“宣传”指的是政治集团利用大众影响的方式控制人们对某种信念的支持。

现在常用的“宣传”应被称为是“教育”，心理学上两者的差别在于来自于你试图影响的信仰是否是对方早已相信的东西，而非是学习和了解新的知识。比宣传更为 极端的影响方式是洗脑和思想控制。它是通过强有力的操纵方式剥夺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灌输一个人不能自主选择的态度和观念。

当一个村庄里在不断的由少数人传播着对某个人不利的传言时，这种影响的作用就必然会产生前面故事里的悲剧。

中国的股市与房市大约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去年股市的高涨和紫金砂个股的暴涨似乎都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股市的暴涨同样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是股市 的基本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吗？业绩报告中的情况并不是很差，是百姓们的住房条件已经很好并饱和了吗？是收入在大幅度下降吗？好像也并非如此！

中国的宏观经济在下降，这本是为防止过热而预料之中的，中国的宏观经济在受国际的影响而前景莫测。但是并非进入了衰退期，仍是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中国的通涨在加速，这种预期好像已经形成，但仅仅是中国的物价在上涨吗？这些似乎也并非是有说服力的理由。

全球的通涨中，中国并不比许多国家更重要、更困难。日本也是进口大国，货币升值很小，为什么没有严重的输入型通涨发生呢？日本的铁矿石大量进口时也在涨 价，为什么钢材没有像中国一样翻倍的涨价呢？许多国家的通涨超过了中国，并且收入增长低于中国，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股市与房市没有像中国一样发生这样巨大的 变化呢？

美国的次级债已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美国的房市一年多仅下降了10%左右，美国的股市也不过在10%幅度内上下。世界大多数国家 同样面临着石油的涨价与粮食的涨价，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程度远大于中国，但这些市场中的股市与房市并未因此而产生巨大的变化。

大约在于中国的媒体偏好于爆炒股市与房市中的消息，在推波助澜的利用各种工具大肆宣传的结果。让中国的股市与房市成了政策市、消息市和随媒体的腔调左右摇摆的困市。大量有住房需求的消费者也不敢在一片喊打之声中圆梦了。观望与等待的僵局出现了。

媒体大多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股市的温和变化，而更喜好爆炒大跌和大涨，同时更喜好用媒体的评论去推动逆市的大起大落，以寻找更多的眼球关注点。媒体也更愿意 看到更多的政策调控出台，既包括股市的也包括房市的。每次有调控政策出台时，媒体就纷纷寻找业内业外的专家、学者、大腕们发布各种独家的权威报告，在扩大 媒体自身的影响时，也试图影响市场、影响民众。如果能努力的让股市与房市暴跌或暴涨则喜上眉梢，更是火上浇油、兴风作浪。

股市、房价都是每日必见的一种新闻。如果正常的、真实的报道事实本无可厚非，这是新闻的职责。但恰恰在于媒体并不甘心仅仅反映真实信息，更愿意带有倾向性 的进行解释、分析与评论。外行人也许看不出这种媒体暗箱操作的倾向性和对市场的引导性，但内行人却心知肚明。一是，媒体会有倾向性的选择预见已大约可知观 点的或说符合媒体要求意图的专家，给他们充分表达意见的舞台；二是，尽管为了公正性的门面，他们也会选择一些对立面，但刊登的或播出的却是经过媒体的编辑 们精心挑选和剪辑的，只用于为媒体的目的服务的场景与段落。让那些不同的观点也变成为媒体吸引眼球的工具。

遗憾的是受众者并无法去了解这些背后的秘密，他们以为眼见为实的电视与照片是真实的，却不知道语境的变化与语言前后的逻辑性，更不知道这些结论性的总结之前是有必要的特定条件的。眼见的是被编辑与剪辑之后的“真实”，但并非是话语者真实的思想。

一个最直接和简单的例子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大多数的烟民在健康的保命教育中放弃了吸烟，但烟厂和烟商们则不断的生产出更好的包装、更低焦油含量的新产 品，给烟民一个最大的误导，似乎高焦油含量的香烟有害健康，而低焦油含量的产品则无害于健康。其实这两者相比，肯定低焦油含量要比高含量的产品对人体的伤 害要小一些，但不管焦油含量的高低，吸烟都会严重的影响人的健康。

可怜的是禁烟的公共产品要靠财政支出来做广告与教育（宣传），而烟厂的暴利则可以拿出远胜于公共支出的财力去做更多的广告与宣传。因此更多的误导作用让烟民的比例并没有大规模的缩减，反而在低焦油含量的香烟推向市场时吸引了更多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一代。

这就如同许多商场会在年、节和店庆时用大量的优惠条件来吸引顾客一样。但这些减价与优惠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并非商家和厂家在做亏本生意。优惠与打折的名词总是会对消费者产生巨大的倾向性影响的。

许多地产商在用降价与打折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道理大约是相同的。目前市场中的降价大约都是与前一期推出的房价、前一段周边的房价做对比得出个开发商降价 的结论，但并不知道这个降了的价格与土地的获得成本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不知道这个降了的价格有多少利润，更不会知道这个价格也许比决定这个项目投资时的预 期还要高。

也许一个地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会影响房价的波动。如非常住人口的比重数倍于户籍人口的地区，当经济条件发生变化造成外来人员减少时，必然会影响到房 价。但多数地区则是户籍与常住人口的比重远远大于非常住人口，房价的波动则小得多。北京有30%的新房被非户籍人口购买，但却是自住的常住人口，因此并非 炒房的主力军。但媒体却不分这些背后的因素，借房价的波动大做文章，以形成民众对市场的错误判断。

谁都知道房改市场化给社会、城市与民众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与住房的改善。但这个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行业却始终在媒体的宣传与民众的口碑中处于劣 势的不利地位，或说是最不受尊重和欢迎的行业。更有甚者则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和评论家，更是将这个行业称为是害群之马，应予取缔。于是更多的真相被掩 盖了。

每个行业中都会有些不遵守法律与社会功德的差企业，都会有几个坏得不能再坏的烂公司，但对于整体行业而言并不能因为有一些不正当行为的出现而被全部或彻底 的否定。这也是个导向的影响问题，既然不能因为这个行业中有一些好的企业而赞扬这个行业，同样也不能用相反的方式而破坏一个行业的名声。

买不买房、何时买房本是个消费者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也是每个人根据自己钱包的厚薄与消费的偏好来决定的事情。但如果媒体在这些个人权利的选择范围给以了强大的压力和舆论的引导，那么也同样会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并且会摧毁社会的信心。

发改委某部门的研究报告认为，今年二季度房价会涨，社科院的蓝皮书也认为市场未有拐点。但媒体却不会花大力气跟踪连续报道，更不会组织专家分析与评论。原因正在于房价的涨远不如房价的下跌更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注意。许多媒体则连两个报告也视而不见，不愿花费资源。

市场本有其自我发展运行的规律，但忽悠的媒体多了，且不断重复，则消费者的观念被无形中影响和扭曲了，市场也就随之变化了。媒体也可自豪的吹牛自己的正确与权威了。就像前面的故事一样，一个花季少女在一片谎言之中夭折了，少女的不良行为也在“莫须有”中成了真实。

东方人的赌性不仅仅表现在有输赢的赌博上，同时表现在也要显示输赢但大多是两败俱伤的赌气上。而豪赌则在于赌博的数额巨大，赌气的对象人数巨多，社会的合计损失巨大。

吴敬琏老师曾将中国的股市比喻为赌博，参加赌博的既有基金、股民等所有投资者，也有国家、国资委和企业、机构，如今还要加上一个财政部门与税务部门。

早期的国有股减持曾让中国的股市暴跌了一把，这把赌得不成功、股民们不买账，于是 国有股坚持以弥补社保资金不足的命令不得不修改了。去年的5月30日之前，财政部的官员们刚刚承诺交易税不调整的第二天就出台了上调交易税千分之三的命 令，这一把赌得又不太成功，让股市又暴跌了一把！

一个多月之前，市场中就在争论“救市”之说，半年之内股市跌去了市值的一半，高峰 时为了防止泡沫和过热的交易税似乎早就该下调了，但千呼万唤都羞羞答答的不肯出来，收税收上了瘾。就不再将交易税作为调控股市的工具而变成了一种提高资本 市场交易成本的常态。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救市的问题，而是一种政府与股民之间的对赌，这一赌就是上万亿元的损失。

市场有计划经济（指令经济）、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之分，但却从来未见过完全的市场 经济制度。英国、美国、香港政府在尽可能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却从未放弃过必要的干预，包括美国的次级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以多次的用利率、汇率、 流动性和免税政策等各种手段对市场给予调整、帮助与支持了。又何况中国本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而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在 粮、油、煤、电等要素和非要素市场中，政府从来就未放弃或放手过不加干预，那么对资本市场的初级阶段而言又何来的救市与不救市呢？

可以明显得看出，中国的市场就是个政策性的市场，在不全面开放市场的情况下单独的 去说哪个市场是孤立的完全市场化的，只能是自欺欺人，资本市场尤其是如此。至今的各种审批制度很明确的告诉市场中的经营主体，不管是融资还是再融资都要经 过审批，不管是兼并、收购、重组也都要审批，政策的左左右右在控制着审批的条件与时机，又哪里看得出是完全的市场化呢。

更明显的则是在股民的一片呐喊声中终于出台了降低交易税的政策之后，股市暴涨了，创出了七年以来的单日最高涨幅的记录。有人说这不过是降低了交易税的成本，也有人说是政府救市的决心给了市场和股民以信心。

而最且当是的说法应是在对赌之中的两败俱伤。政策在赌股市的不会下跌，股民却给了 政策一个坏脸，损失了数万亿之后政策不得不做出了最终的让步，股民血淋淋的在自以为胜利之中又重回了股市，让冷冷清清的交易大厅重新人满为患。我分不清谁 是最终的赢家，但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健康且活跃的资本市场。

股市中的赌在房市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许多类似的情况。房市中对赌的既有购房者、开发商、投资者、银行与信托，也同样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影子！

中央在防止投资过热而限制与收缩流动性，地方政府在大干快上、招商引资、加大投资的力度。土地与房地产就都成了争夺的对象，为加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建设就不能没有土地的利用与扩张，房地产就成了重要的工具。

有人赌土地资源的稀缺而大量的囤积土地，有人赌城市化的加速而加大房地产的投入，有人赌房价的上升而拥有多套住房，有人赌股市的活跃而冒资金断裂的风险，有人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而超前消费……

市场经济本是用经济基本运行状况做参考依据，通过资本配置和价格来寻找平衡与预期 的。但是有了市场与政策的对赌，有了“你不听话我就整死你的”斗气，有了你越是向左我就向右、你要向右我就左转的博弈，让经济数据在政策的冲击下跳来跳 去，失去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价格在政策的干预下形成了扭曲，无法反映出真实的供求关系。于是市场的经营主体与消费者、投资者就都变成了一种赌的心态并 时不时的陷入这种赌的陷阱之中。

有人称房市进入了“拐点”，有人欢呼房价开始下跌了，也有人在观望、在期待房价的 暴跌，还有人在高调的为房地产商唱丧歌。但统计数据却让更多的人失望，今年1—3月份的交易量下降中，房价同比一季度却上涨了11.8%，每月的环比为增 长了0.3%、0.2%和0.3%。让更多的人看不懂的则是市场、媒体大呼土地的流拍与开发商没钱了的同时，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却同比增长了 32.8%，比去年同期涨幅高了15.4个百分点，土地的价格，尤其是居住用地的交易价格在去年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比又增长了21.7%，不但明显的高于 去年同期的涨幅，同时远远高于了住房价格上涨的幅度。

细说乾隆年间有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杜，有大臣之间的赌，但却没有皇帝拿子民的财产与 生命做赌注的，赌气也不行。但中国“迟来才春天”却让股民们摔了个大跟头。如果（当然不可能有如果了）这个降低交易税的决定在市场中刚刚开始争论是否救市 时出台，如果不是跌到了三千点而是在三千五百点时，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的散户股民在割肉吧！即使是割肉，这个损失也会少多了，那些消失 的财富如果是消费了，又会增加多少的GDP啊！

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并可以直接使用与消费的物品，至少还能出租并有收益。因此并 不会有人像股票下跌时那样去割肉，除了被现金流压得喘不过气的开发商，大约也都不会去割肉（降价不等于割肉）。这种对赌的僵持期大约就会比股市更长些。但 是否政策一定要在都闹个两败俱伤时才出台呢？打破僵局的突破口在哪里呢？房市是否也有个三千点的底线呢？

政府并不希望看到房价的大起大落，不希望中国的经济急剧下滑，但又要防止出现过热与通涨，问题在于经济是很难被动的平衡在一条直线上，总会有上有下的，否则就可能出现滞涨。也许中国的房地产就接近于这种滞涨的现象。

中国的古话则是急流之中不进则退！在全球经济的竞争中，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不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则同样会跟不上世界的步伐。

中国不需要赌，更怕拿上万亿的资产价格做豪赌。中国的经济需要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当然更需要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政策，而不是调来调去、跳来跳去的变调，让那个经济发展的乐章更协调。

一个乐队的好坏不仅仅要求每一个不同乐器的都是最好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指挥才能让整个乐队奏出一盘棋的和谐乐章。如果乐章之间赌气，指挥与乐手之间赌气，那么谁都不会得到听众们的掌声。

市场机制的成就在于决定所有投入和生产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市场将社会的稀缺品配置或配给到各种可能的用途之中，这种配给是依靠市场中给出的价格信号来调节供求关系的。如何生产的问题也同样取决于供求关系给出的价格信号，同时价格信号也引导着消费的倾向。

但非市场经济的价格扭曲则无法起到这种合理的资源分配与利用的作用。反而会让供求关系恶化并使消费倾向也同时产生扭曲，让市场无法根据价格信号而决定生产什么物品，为谁生产和怎样生产的最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价格上涨的问题，恰恰是价格信号非市场而引发的供求关系恶化及继续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价格而无法扭转供求关系平衡的典型案例。

猪肉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前期的猪肉价格太低，农民养猪亏本，造成了养猪量下降。猪肉价格低则猪肉的消费增长加速，供求关系恶化，于是猪肉的价格就上涨了。当 猪肉价格上涨到让养猪的农民有利润，并且这个利润足以抵抗养猪的风险（如病、灾、饲料涨价等），同时还要比其他较容易的劳动就业或生产的收益高，那么农民 才能增加养猪的生产投入，改善市场的供求关系并让猪肉的价格均衡。如果这种价格的均衡不能有效的保持，就会“谷贱伤农”而再次出现价格的波动，重新去寻找 平衡。

但当市场中的价格不是一个能让农民自愿的加大养猪的投入的合理价格时，那么在目前非集中养猪为主的生产条件下，就无法改变猪肉价格继续上涨或农民打死都不养猪的情况。

假如这个价格的形成是由行政的手段控制压低的，则无法调节生产者（供给方）的积极性，无法改变供求关系。同时被行政手段压低的价格不但不能刺激产出的增加，反而会由于价格低而导致消费量增加，刺激了需求并加剧了供求矛盾，并且会影响到各种相关替代品的供求关系变化。

比如当汽油的价格人为的压低时，就会增加汽车的消费，并且加大了交通道路的供求矛盾。比如当公共交通的价格被人为的压低时，回龙观或天通苑的老太太们就会 天天去逛天坛公园，从而减少了公共交通的有效运送能力，增加了公共交通的供求矛盾。比如政府为解决双职工上班和送子女上学时间紧而吃不上早餐，而对早餐店 给以补贴、降低早餐的价格，但当价格过低时，居民区内的非双职工和时间不紧张、不急着上班的家庭都不自家做早餐改为了购买早餐，致使时间紧张的家庭没有时 间排队，反到成了要自己做早餐或不得不去享受高价的早餐了。价格人为限制的不合理性恰恰在于无法缓解有效供需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更多的低价消费所引导的消 费偏好，让供求矛盾反而更加紧张。现实中这种行政干预价格产生的不合理性比比皆是。

这种行政手段导致的低价格中，表面看是政府在转移支付了大量的补贴，让生产者可以在低价格供给时不至于亏损或略有盈利，能维持一定的生产供给。如给养猪户 的补贴、对母猪的补贴和对防治猪病的补贴等。但却在维持生产时扩大了消费的需求，让补贴来增加供给的作用在低价格的引导作用中消失了、降效了或更扩大了供 需之间的矛盾。

国家在强调控制能耗，但电价、油价与资源价格低廉、环境污染代价低廉，因此这种低电价、低水价、低排放价格都在鼓励与扩大了能耗、加大了需求，却不能刺激 供给的增长与市场化。于是各种行政的低价格就导致了更多的投资者抱有这种长期资源低价格的预期，因此就大量的投资建设这种依赖于资源低价格而产生投资生产 利润的低质、低技术含量的生产能力。他们不用为市场化竞争而产生的能源与资源价格上涨去承担投资的市场风险，他们反而在这种低价格的保护下扩大着能源的消 耗和环境整治的代价。资源价格的低价保护政策所“创造”出的低水平生产能力给经济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政府补贴而形成的低价格保护所给社会带来的益处。

政府在鼓励或强制的要求市场供给大量的低价位的普通住房，并试图用此来控制土地资源的消耗量和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改善问题。但香港等地的多年实践证明：小户型不是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形成的供给，而是靠市场中的高价格在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结果。

香港的高房价有效的限制了过度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让市场最终接受了小户型的生产与消费的习惯的现实。同时降低了政府社会保障的条件与支出（新加坡也是如此），又不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市场的竞争。

中国的土地资源紧缺，但房价相比之下过低，无法像香港一样靠价格来引导消费和抑制消费。过低的房价可以使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但同时产生了向大户型、大 面积消费的导向作用。价格在承受能力和消费偏好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同等收入的条件下，价格越低则消费面积扩大的倾向越高；价格越高则消费面积越小的倾向越 高。市场的供给方与消费方会在供求关系的变化中寻找价格的平衡点，同时价格也会在消费需求上起到鼓励、支持与抑制的作用。

很遗憾的是市场中的价格生成体系被人为的破坏了，价格就产生了扭曲，而扭曲后的价格又引导着不良的消费习惯与倾向。因而低价格不但不能抑制消费需求、缓解 供不应求的矛盾，反而扩大了户型面积向大发展的消费欲望，让有限的土地资源不能有效的解决更多的家庭住房问题，反而向少数钱包更鼓的家庭倾斜，让政府的稳 定价格的手段或补贴变成了扩大消费面积的保障和动力，让市场中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在扭曲的价格引导下，土地资源消费增加、生产建筑总量增加，但实际供给户数却未在土地资源消耗扩大中同步的增加。正因此政府才不得不出台强制限制面积户型的指令性文件，用行政的而非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原本应用市场价格来解决的供求均衡问题。

许多价格问题关系到民生，政府当然应该干预和可以干预。这种干预也会在短期内发挥巨大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给解决问题提供了机会和时 间。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用市场竞争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和形成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就无法引导和形成有自我激励机制的供求平衡条件， 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市场消费观念，会必然的破坏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价格信号。

谁都希望产品的价格越低越好，但这种价格的降低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靠生产效率的提高、科技含量的提高及供求平衡的情况下才能维系。如果低价格不能 保证生产者的盈利与劳动力的生活水平提高，则无法长期的存在。尤其是产品、资源、资金在全球流动的情况下，价格也全球化了。

有人说高物价是对低收入家庭的一种掠夺，尤其是食品类刚性需求的物价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伤害最大，这要靠政府的转移支付给以保障，让价格处于合理的程度， 又不降低最底层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样低物价则是低收入家庭或政府支出对高收入家庭的一种补贴，包括低物价的发展中或落后的国家对发达国家或富国的一种补 贴。

如“中国制造”的低价是中国的低资源价格、低劳动力价格和环境低治理为代价的，是对发达国家的一种补贴。如为防止公共交通涨价而给低收入家庭带来困难的燃 油低价等于是给拥有私人汽车的高收入家庭提供了更多的补贴，因为低收入家庭无法享受汽车的价格，就像再低的房价也无法让无支付能力的家庭享受这种优惠一 样，实际补贴的恰恰是高收入家庭。只有砖头上的补贴变成人头上的补贴时，才能形成更有效的保障，并且不干扰价格信号的真实性。

价格的高与低是个相对的比较，而非仅仅与前一段的价格相比的升与降，更要与供求关系、成本变化、市场消费偏好、投资生产的收益、国家的政策与补贴、收入的 增长等比较，以达到相对的合理，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供求双方的博弈选择。而只有垄断和行政的管制才会让价格无法正常与真实反映价格的合理性。

价格低会抑制生产和鼓励扩大消费；价格高会鼓励生产和抑制消费。价格的这种一个硬币两面作用的双刃剑，如果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寻找到供求相对平衡的点位，而 是在政府的干预中扭曲，那么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结出硕大的恶果。那时所产生的破坏力就远远要比主动的减少干预建立合理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所带来的痛苦 要大得多了。

价格在扭曲中的时间越长，其爆发出的倍数效应就越大、越加不可收拾。